青春的脚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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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4-04 14:35

  (1)   从水库工地回来,我就留在家里专心复习功课。自以为有这样一段“与工农群众相结合”的劳动表现,政治条件可以合格了。工地指挥部也特地给我写了一封《介绍信》,证明我在那里劳动表现不错。这是一封我付出四个月的汗水才换来的《介绍信》,我满以为是个很有份量的政治筹码,几乎寄托着全部的希望。   1959年,政治不但已经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,而且高潮叠起,又一场“插红旗、拔白旗”,“反右倾,鼓干劲”的运动,使一些人遭了殃,也让那些敢于说大话、假话、空话的好汉,有了用武之地。学校里政治更显得是主课,政治条件不够格,学生高考成绩再好,也甭想被录取。可是我又一次过于天真地估计了自己的“政治条件”,当然这绝不是我的错。   七月份我如愿第三次参加高考,我觉得比去年更有把握,答题更成熟,成绩肯定还要好。我又满怀希望等待着。就在这个时候,有一天叔叔告诉我,派出所里的人正在调查我与国外通信搞集邮的事,而且说得格外严重。我一下子惊呆了。   说到集邮,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兴趣,不过那时纯粹是为了好奇、好玩,没有目标。就象小孩子玩具箱里保存的各种图片、矿石、小贝壳一样,只希望在数量上品种上超过别的小朋友,凡是“不一样”的,即使薄底缺齿,已是废品的邮票,一概兼收并存,一点不加选择,也一点不懂欣赏。后来叔叔考上大学后,把他的邮集送给我,我才开始真正的集邮。到了上中学时,结交了一位老集邮家,在他的指引下,邮识不断丰富,学会如何从天安门普票上的云彩去分辨不同版式,知道“原版”和“再版”的区别。同时通过不断跟同学交换,跟外地邮友通信联络,包括报刊杂志上刊登的一些外国邮友。我的邮票因此“突飞猛进”,有了可观的数量。   因为集邮占去我青少年时代不少光阴,颇受家里人的反对,担心影响我的学习。我还引经据典进行反驳:恩格斯在1863年4月21日给马克斯的信中还写到,“因此现在把信结束并随信寄点邮票给杜西卡(马克斯的女儿),附寄邮票有很多是双份的,复品可以用来和别人交换。意大利和瑞士的邮票以及德国的某些邮票我都可以送给较多的数量。”可见革命导师还帮人集邮呢!巴甫洛夫也说过:“一个脑力劳动者应该培养一种爱好收集的习惯,籍以转换他的注意力,从而使他的神经系统得到休息。”   “落取”后太无聊,一段时间我更是如醉如痴一门心思放在搜集邮票中,以此消磨时光,排除烦恼。最盛时几乎每天都有邮件,有时一天可达七、八封。但是除了彼此交换邮票,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。早些时候我也发现邮件常常被拆开重封,特别是从国外寄来的,更有这种痕迹。有人也问过我为何有这么多信件,因为在这个小县城里,象这样的事并不多。别人喜欢好奇,我并不介意,自以为集邮是正当的娱乐,国家有集邮公司,出版《集邮》杂志,我没有做违法的事,怕什么?想不到,麻烦的事果真来了,我不明白公安局为何要调查?叔叔听说是因为我寄报纸给香港邮友。   我记起来,那是1958年9月,也是我最热心集邮的时候。我从杂志上的“集邮者信箱”中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,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跟他交换邮票。来信中对方自称是一位离开家乡多年的华侨,想看看祖国的报纸,希望我寄一些给他,他可以用邮票答谢。这事本来我并不乐意,我没有订报纸,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报纸,寄报纸。但想到一位远离家乡的华侨,渴望看到祖国的报纸,了解家乡的变化,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再说报纸本身就是宣传用的,要给人看的,做点好事是应该的,政府对华侨又是那么关心爱护。但寄整张报纸不方便,我特地从别人的旧报纸中,挑选有关华侨投资祖国建设和侨乡新面貌等内容,剪了三小张夹在信封里寄去。过了不久,我也从《集邮》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,说是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,借交换邮票搜集国内的报纸,请集邮者提高警惕。想到自己遇到的事,虽不明白对方要报纸干什么,出于谨慎,我又写信给“集邮”杂志询问有关情况,同时断绝了跟对方的联系,这就是全部的经过。当然,如果对方真是特务,我又如何洗得清?   也许自从“整团”以来,我的心就非常脆弱,“开除”的阴影时时伴随着我,总怕人家知道我是犯过错误的,担心别人另眼看待,精神上老是背着沉重的包袱。经叔叔这么一说,我难免有些恐慌。有的说是“做贼心虚”,可是我不做贼也一样心虚,甚至有点恐惧,似乎随时有被捕的可能。到街上去觉得背后有人在跟踪盯哨,在家里又害怕有不速之客来临,带一只手表也担心别人怀疑它是照象机,街政府曾组织干部参观家乡机场,我也不敢去,怕引来不必要的怀疑。也许真的是惊险小说看多了,终日惴惴不安,疑神疑鬼,几乎要失去理智。   事实上,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,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事,只要是有人怀疑和不信任,都可能引起十分的不安,尤其是对一个挨过“整”的青年,更是如此。也许生活中怀疑和误会时会发生,比如有一次我到影院看电影,举手看看手表,放下来不小心碰到旁边一位同志的衣袋,他立即警惕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,还轻蔑地朝我一笑,似乎要说:“你想偷东西!”可是搞到政治上也产生怀疑和误会,就不是一件简单和轻松的事了。   我决定主动找公安派出所里的人解释这件事。可是心里慌慌的,还没开口就担心他们不相信我的话,会认为我是一个被开除团籍又大学“落取”的人,对现实肯定不满,因此有走上犯罪的可能。结果说得不三不四,语无伦次,更加引起他们的猜疑。所长最后要我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。我懊丧万分,知道考大学又泡汤了。   恢心之至,我决心到边疆去,听说那里正需要人。还没有等到大学发榜,我就写信给新疆和青海省委办公厅,要求去他们那里参加开发边疆的建设。我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重新做人,只要不再对我提起“过去”,我会干得很出色,只要信任我,什么苦我都能吃。可是后来那边回信说:“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由当地政府安排去那里。”我只得失望地呆在家里,又过着那种空虚无聊的生活,同时还蒙上一层浓浓的恐怖阴影。   (2)   放暑假了,老同学从外地回来了,他们不忘旧情,经常来家里找我,安慰我,也给我带来大学里的生活,他乡的风光。那赞美声,那幸福后的回味,令人神往、忌妒。我常常听着,想着,极力装得无所谓。有时也远远躲开,我知道已经和他们不是一路人,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该做的事。   我再一次找街道党支书谈心,坦白告诉他,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快让人窒息的生活。支书倒很热情,打消我不少思想顾虑,教我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,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,从来不讲仁慈,不讲信用,只有欺诈和相互利用。有些事不一定要向上讲,有时反而纠缠不清。   支书这种坦率的态度令我惊讶,也大长了见识。尽管我觉得不象是纯洁的东西,现实的确如此,要善于见风转舵,观颜察色,顺应潮流,不管这潮流是否正确。他甚至举了不少实例,要我学乖巧一点,不要太老实。应该说支书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和信任,才这样对我说。当时我一方面恍然大悟,一方面却越发糊涂,在心里对支书由原来的敬畏、崇拜,转为对他的蔑视和虚伪。   支书倒是很乐意交给我一些工作,我又继续在街委会干起来了,后来街政府里有许多工作都落到我身上。我曾经独当一面带领居民去抗洪抢险,到乡下征购粮食,也曾独自召开群众大会,布置中心任务。支书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,连公社党委书记也很赏识我的工作表现,下到街道来就亲切地叫我“小何”。   1959年12月,惠女水库渠道工程要开工了。公社党委决定调我去渠道工地指挥部当干部,任中队材料员,负责劳动工具的领取、分配和保管,每月有一定的生活补贴。接到通知,第二天我就走马上任,去渠道工地报道。中队部由五人组成:指导员,正副中队长,施工员和我。   指导员是位“土改”干部,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,曾任农村大队的党支书,听说在“反右倾”运动中受到“点名批判”。为此他十分想不通,经常在闲谈中说:“一个大队一年缴多少公粮,征购多少粮食,分给社员多少口粮,都是有案可查的,合起来一年多少产量也是明摆着。可是敢说假话,吹牛皮的受到表扬,实事求是汇报产量倒变成‘右倾’。”看他始终老实的样子,我们都很同情他。也许诚实的人生长在虚假的年代,诚实的人就注定要倒霉。他经常关心和爱护我,协助我工作。因为刚开工,大家都急着要工具,常常为此吵起来。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,每顿饭都得留着,等到大家全上工地去,才能吃得安稳,指导员有时就亲自替我发放工具。   不久据说是渠道工裎指挥部发现我这个难得的“人才”,又把我调到指挥部去当“宣教”,负责对民工的宣传教育。其实只是个官名儿,并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,还是我自己出主意编了一些顺口溜、诗歌、民谣之类印发到各中队去,做些宣传鼓动工作。平时更多时候是所谓“代表指挥部”,下到各中队去了解工程进展的情况。   各中队里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龄大,有的当了多年的农村干部,可还是诚惶诚恐地称我“老何”,把我当成“钦差大臣”,敬重地向民工介绍我是“指挥部派来的”。我感到很不自在,自己没有丰富的阅历,也没有什么能耐,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谈,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去工作,如此受人尊敬,心里有愧。只因为有人给我封了官,比起在水库工地劳动时当民工,身价就大不一样。要是上级再赋予一定的权力,我想一个人就会不自觉地威风起来,忘了自己是几斤几两。   那些贪腐道德败坏的官员,就是这样被造就起来,缺乏自知之明,反而作威作福要去糟蹋别人的。一个社会,如果具有这种没有平等观念的等级制度,往往就会造成许多危害。照理说职位的大小,只是一种符号,表明他应尽和应负的工作范围。无论高低,只要做好本职工作,百姓也可以比当官的更加受人尊敬。   (3)   在渠道工地度过半年时光,庸庸碌碌,平平淡淡,自己又很少参加劳动,行动也十分自由,还经常因“公差”回到家里。一个人对生活的体验不深,人生就觉得没有多大意思,过后也会觉得没有什么好回忆的。相比在水库工地劳动,我感到渠道工地的人生要乏味多了。   跨入1960年,国民经济已明显衰退,“大跃进”的后遗症,使农业减产,粮食紧缺,市场上物资供不应求。但不切实际的计划仍在进行,全省大学又破格要进行春季招生。   我从报上读到这则招生广告,心想,既如此需要人才,此时又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,大概再不会“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”吧!何况我又确实没有什么政治问题,工地领导对我的印象挺不错,也支持我的看法。   3月10日我请了假,再一次不甘心失败地走进考场。虽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复习功课,凭借过去掌握的知识,在考场上我还是应付自如。   二十天后寄来的,仍是一张“落取通知书”,这是第四次。街道党支书明白告诉我:“你在街政府和渠道工地的表现都很好,我们如实反映了。但是你与海外通信搞集邮的事,公安局仍有疑问,我也无能为力。”   也许是习惯了吧!我对自己的命运不再表示异议。虽然那时我只有二十岁,却觉得十分衰老。希望一次次地破灭,无论我怎样努力,也无法改变我的“政治条件”。斗大两个“政治”压得我动弹不得,全身萎缩矮小。   我实在不明白,我满腔热忱,以为报纸是宣传用的,让华侨了解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,是件好事。仅仅寄过一次,还是剪报,当知道这是不允许的,又主动向政府交代,满以为对党忠诚老实,不料却遭到如此怀疑、不信任,竟因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。一个人的命运不能由自己来作主,我感到前途暗淡无光,意志消沉,行为又开始放纵,甚至怀疑还有改变的必要。我因此决定从渠道工地退场回家。   这一年夏季高等学校招生,我再没有勇气去碰它。后来听说这一次几乎是“全收割”,全省仅四十八位考生没有被录取,恐怕主要还是“政治不合格”,我有点后悔,不该没有坚持下去,难道我当真会成为全省这“一小撮人”中的一个?   我曾想过,还是当个傻瓜吧!什么也不懂,什么也不想,理想与前途,爱情与奋斗,都跟我无关,岂不也是一种心安理得的幸福?正如歌德说过:“他们在一个小天地中平安地过活,看到叶落时,除想到冬天来了之外,别无何等忧虑来扰乱他们的日常生活。”   那时我只有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书海里,想以此逃避现实。这个“恶习”始终没有变,我每天抱着书本从家门口出去,然后泡在图书馆里,等到吃饭的时间又抱着书本回到家来。在别人眼里,这其实是一种没出息的举动。有一天我刚从图书馆借书回来,一进门就听到有人在夸奖六婆一家如何“福气”:大儿子今年上了大学,二儿子又被保送读高中,三儿子在校一惯当班长……相比之下,我是太晦气,太无用,连看书都是不务正业,我在邻居眼里是个“不争气的孩子”。   可是对我来说,却是靠着书本才挺过来。因为读书,我才能净化精神,陶冶情操,没有在困境中被压垮。也因为读书,我才有信心和勇气活下去。在书里我可以看到未来美好的样子,并相信眼前的一切不公,终有一天会结束。我想,为了理想,除了个人的不断努力,还要同时忍受社会上的种种岐视。   (4)   家里希望我找工作。是呀!我总不能老呆在家里靠父母来养活,至少我应该自立。我决定先去找个糊口的。只要听说哪里有招工,不管喜欢不喜欢,我都跑去碰运气。   泉州歌舞团刚成立,急着要招聘演员。自己虽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,为了生活,我还是跑去试了。先是笔试过了关,面试时又唱了两首歌。导演听了很满意,说我有天赋,素质不错,乐感也很强,有培养前途。   这位导演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,灌制过唱片,曾经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,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。1959年“大跃进”急需人才,才把他从家乡的管制中弄出来,那时是“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”。这位就是后来才被“发现”的《康定情歌》采编者吴文季先生,我县洛阳镇人。如今,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,又将他当作“人民音乐家”广为宣传、缅怀和纪念。听说还是康定地区的人找到这里,县政府才“发现”他。当年他对录用我作不了主,要汇报给团领导,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,然后才能通知我。   后来他们“联系”过了,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。我心里明白,跟考大学一样,还是“政治”在作崇。  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派人来本县,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,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。我找到招工人员,自我一介绍,他立即表示欢迎,拿出表格让我填写,说是只要去街政府盖个公章,表明街道同意,他马上就可以招收。但是出于同样原因,我得不到盖章同意,也就当不了学徒,只能无奈地放弃。   我不死心,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,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,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。我找支书说明来意。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“证明信”,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。我高兴极了,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。这张“证明信”简直就是“生命线”,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。   当我兴高彩烈再次跑进县工业局,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,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“证明信”就说:“你先回去,我们研究一下再说。”当时我还蒙在鼓里,不明白这“研究”的真正含义。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,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,说明我的情况,表示那张“证明信”不算数。这些还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“工作方法”时,披露出来,别人又转告于我,要我“放聪明点”,我才恍然大悟。   对此我不敢抗争,也无从抗争,他们从来不明着说。支书的态度,我也摸不透。是因为在他看来,我确实有“问题”,他不能给我“证明”。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,他不敢给我“证明”。或者是在当时,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,对他有所表示,而故意不给我“证明”?   更可怕的是,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。夏粮收购季节,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。才干几天,城关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所谓“治安工作”。当晚,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,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“坏分子”,而其它人都留着。   显然,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“四类分子”,所谓“内专对象”,失去一切权利,不光大学进不去,招工不允许,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。本来我还想报名参军,后来听说是招火箭列兵,心想这是属于国防机密,我更没有机会,干脆不报名,免得别人说我“假积极”。   在一些人看来,这一切似乎是理所当然,天经地义,甚至是必要的。就象奴隶社会,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,这是他的权限,即使错杀了,也不会怪罪奴隶主,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。当时的“四类分子”跟奴隶,几乎没有什么差别,都是最底层的贱民,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。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:“对那些人,人民就是奴隶主,他们是专政对象,还想翻天吗?”当人们脑子里装进这些东西的时候,矛盾自然就会被激化,简单的事情也变得复杂了,可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?我们的民主社会果真需要这样吗?   (5)   我不敢再往下想,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些。他们又好心好意替我找到一个代课教师的工作,同样要有一张街政府的“证明信”才能进去。这在当时就如同要有一张奴隶的“解放证书”,没有它,谁也不敢要。   我实在不愿再去找刺激和烦恼。妈妈不知情,一再摧迫。李校长也亲自来动员。我只好实话告诉李校长,我是个被开除团籍的,街政府可能不给我“证明”。李校长却说:“这有什么,非常时期,动不动就开除党籍、团籍,多着呢!再说,这并没有比没有入团的人更坏。教师中有不少人还不是团员呢!改了就好。”   李校长亲自去找支书。支书却反要他到县文教科打一张“需要人的证明”,这明显是故意刁难。李校长没有灰心,真的打来一张这样的证明给支书。支书无话可说,答应“明天”就办。   “明天”我准时去找支书。他开始推三托四,要我再等“明天”。可是到了“明天”,又是“明天”。恐怕这个“明天”是永远不会完的。我也不依不饶,就天天都去找他,听他再说“明天”。有时他会对我说:“你急什么,过几天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,当小学教师有什么意思。”他的话我已经不再相信,等一个“明天”这样难,等“过几天”还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呢!   后来李校长作主为我担保,让我先到学校去准备上课,因为就要开学了,不能再等支书的“明天”了。   1960年8月,我没有经过街道党支书的“证明”,就这样来到北门外小学教书。可我人虽进来,心里却常常忐忑不安,不知道什么时候党支书会派人到学校来交涉,把我又要回去。要知道,当时不成文的法律是保护他有这样的权利。   当教师不是我的心愿,只是迫于生计。教书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,学期初要制订各种计划:有教学的,班级工作的,少先队亚博体育链接的等等。我不知所以,全是借同事的本子来“参考”。至于课堂上如何传授知识,采用什么教学方法,就颇有探讨研究的余地。   大凡教育人必需既严又慈,且要有耐心。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,往往事倍功半,吃力不讨好。有一次上体育课,面对天真烂漫的儿童,我一开始就忙乱起来,整个操场乱轰轰的,叫他们排队,他们象一群蚂蚁,一个蹿来,一个跑去。勉强凑成队,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。好容易才能交代几句,想让他们去亚博体育链接。一听到“散开”的口令,又象打破坛子的水,哗哗地四散开来,有的为抢夺器材,吵起架。我喊不住,急得团团转,讲道理听不懂,发脾气不管用,只有干着急。后来不得不又集合起来,带进教室去听我讲故事。孩子们喜欢听故事,那神情那秩序简直叫人感动。可故事一讲完,教室里又吵吵嚷嚷。我用尽各种规劝、评比、表扬的办法,都收不到持久的效果。我恼火了,有意要用威严来获得安静。拍一下桌子,吼叫一声,教室里静下一点。学生们互相看了看,有的还想笑。我声色俱厉又来一次,总算规矩了。下课后,我心里却留下无限的懊丧和对自己的不满。而每当一场考试之后,看到学生成绩不佳,心里更不是滋味,比自己考不及格还难受。   我深感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,这方面我没有一点特长。常此下去,我会一事无成。于是我的眼睛又盯着大学,认定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,将来才有希望。我把上大学看成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。   (6)   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,说明国家政策开始“解冻”,提出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。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“烂学生”,各方面反映强烈,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。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“调整”下来。一些新办的院校也被撤拼。我想,只要国家的改革有进步,我就有希望,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,我就能拿到“录取通知书”。   我雄心勃勃,决心一边教书,一边抓紧复习功课,相信国家会朝着明智的方向前进,而那些课本知识对我一点也不陌生,七月份我再一次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。   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,说我简直太傻了,吃一堑,二堑,三、四堑还不能长一智。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。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,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,而我真的是一点问题也没有。   然而,结果还是我错了,我又太天真了,盼来的仍是一张“落取通知书”,这已经是第五次了。   接到“落取通知书”那天,钊人正好在我家里,一时两人相对无言。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:“哎,道路啊!尘雾迷漫,荒草盖满草原,严寒多难忍;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……”忧郁低沉的旋律,似乎由近而远,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。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,被遗弃在道路旁。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。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,就让别人说我是“高考”成绩不好而“落取”吧!也许这样还体面些。  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,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。一而再,再而三地为人生理想挣扎奋斗,却始终“落取”、“落取”、还是“落取”。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及格?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。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?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,所谓“合格”的标准是什么?“不合格”的依据又是什么?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。起码,我拥护党,拥护社会主义,这个条件够吗?   当然,有人提醒过,一旦被公安机关“立案”,就不是那么简单,何况还是属于“海外关系”,就象一只被蜘蛛网粘住的不幸小蝴蝶,无论怎么挣扎,也摆脱不掉周围的束缚。尽管我听党的话,听毛主席的教导,一再作出努力,到水库工地劳动,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,在街政府积极工作,改变自己的人生观,仍然无法抵消一些人的不信任。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,五官残疾,弱智残疾,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帮助,唯独“政治残疾”,要受到岐视限制,压迫排斥。难道我们的理论就那么缺乏自信,害怕所谓“阶级敌人”会“兴风作浪”为害国家吗?   看来,我在为个别人不切实际的怀疑负全部责任,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。我只感到悔恨的是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,未能如愿地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。至于个人的幸福,我没有更多地考虑,从生存的角度看,随便干些活儿都可以了却这一生。有时我也想,要是自己是个傻瓜,低能儿,还更好些,无忧无虑就是福。   八十年代以后各种冤假错案,历次运动遭受迫害者,都有了纠正的机会。唯独那些在极“左”路线泛滥时,因“政治原因”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的“落取生”,永远是个“落取生”,比起来他们也许更为不幸,他们被永远剥夺了升学的权利。即使后来有幸参加工作,也是低人一等,特别在讲学历的年代,连个中专生都不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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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ttleBlack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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